篇幅较长，请耐心阅读，谢谢。
发表于《读书》2012年第11期，pp96-103. 发表时题为《警惕科技迷信》，略有删节。这是原稿，略有校订。
警 惕 科 学
——读《疏于防范的教训——百年环境问题警示通则》
田 松
写下这个颇有刺激性的标题，我已经能够坦然处之了。
一
关于科学、人类和社会，常见的说法这样的：人类有需要，科学及其技术满足了人类的需要；人类的需要得到了满足，于是幸福感提高了，社会也进步了；人类又有了新的需要，促使科学及其技术继续进步；科学及其技术不断进步，社会就不断发展，人类的生活就越来越好。但是，在1962年雷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之后，双刃剑的说法逐渐被接受，科学技术存在负面效应，成为新的共识。经过改造的说法是这样的：
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都是暂时的、偶然的、可以避免的。这个负面效应只能并且必然随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而得到解决。当然，新的技术仍然会带来新的负面效应，那就由更将来的更新的科学技术来解决，不能因噎废食。总的来说，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之“功”远远大于其“过”。并且，那些“过”还在解决之中。
这种基于未来的乐观，已经说了很多年，直到今天仍然是主流话语的一部分。它使人们在面对问题的时候，心存希望，同时也丧失警惕，成为温水里的青蛙。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新的说法。恰好，这部《疏于防范的教训——百年环境问题警示通则》，为我的新说法提供了大量证据，虽然这并非作者的本意。
这是一部触目惊心的著作，书中冷静地介绍了一个个化工产品所导致的负面效应。苯、石棉、多氯联苯、卤化烃、乙烯雌酚、二氧化硫、甲基叔丁基醚、三丁基锡防污剂……，这些名字我们大多感到陌生，但是它们并没有因为我们的陌生而远离我们。恰恰相反，这些东西已经深入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无处不在。如果没有它们，当下的现代化生活根本就无法进行。然而，这些东西无一例外地对人类和生态的健康造成严重的伤害。我且越俎代庖，现学现卖，简单地讲其中两个。
先讲苯。
与其它名词相比，这一个我们多少熟悉一点儿。它有一个知名度比较大的科普故事：化学家凯库勒梦见一条蛇咬住了自己的尾巴，醒来之后悟到，苯的分子结构是个环。这个故事传达了科学家的智慧和科学发现的神奇，也暗示了苯的重要。但是苯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做什么用的，有什么后果，我几乎一无所知。即使在2005年11月，大量液态苯直接泄漏到松花江中，我也只知道江水被严重污染了，不知道具体的后果。
苯在这本书里占了一章。1910年代初期，苯的第一种主要用途被发现：在橡胶行业做溶剂。“一战”期间，炸药制造需要甲苯，其产量大增。战后，苯作为溶剂，大量用在人造革、橡胶、胶水制造、制帽、凹版印刷、油漆、粘合剂、涂料、干洗、汽车制造、锡罐头组装等行业之中，也越来越多地用在有机物合成、石油制品生产、发动机燃料等领域。（第64页）反过来，如果没有苯，这些行业的生产都将无法正常运行。现代化的生活逐渐地建立在这些行业之上，建立在苯的存在之上。
但是，苯对人的伤害从1897年就被发现了：瑞典从事自行车轮胎制造的年轻妇女再生性贫血；法国从事干洗业务的年轻男子大出血。（64）从那时起，苯就被认为是能够损伤骨髓的剧毒物质。长期接触苯会导致白血病、再生性贫血障碍等疾病。然而，苯依然被大规模地使用着。20世纪初，苯中毒案例大量出现。1923年一份报告说，一些人在找到第一份工作数周后，就被诊断出苯中毒；有些人上班仅几个月，就去世了。（65）
此后，关于苯中毒的案例越来越多。虽然也有人建议采用其它物质作为溶剂，但实际上，管理者只在量上不断地加以限制。1946年，美国政府工业卫生学家会议建议，工作场所的苯暴露量限度为100 ppm，1947年这个数字降至50ppm，1948年降至35ppm。然而，1948年，美国石油研究所出版的一份文件中说：唯一绝对安全的水平就是零。（66）
1990年代，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与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联合发表了关于暴露在苯中的中国工人的一系列论文，“通过直接观察，它们还证明了即使是很低的平均苯暴露量（比如大约1 ppm）也会带来很高的白血病、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和非霍奇金淋巴瘤相对风险。”（79）
苯不可能被取消，因为一直被我们歌颂的方便的现代化生活，就是建立在类似于苯这样的物质之上。
1987年，美国劳工部新的苯标准为1ppm.
2001年，人们又意识到，汽油中含有苯！这意味着，不仅生产第一线的工人可能与苯有密切接触，在汽车跑过地地方，每一个人都无法幸免。（86）
显然，在苯这种东西的具体应用中，实际发生的过程并不像科学主义者所描绘的图景那样美好——后来的新技术解决了早期技术的负面效应，我们只是看到它的安全生产标准在不断调整，而已！它已经导致的负面效应，当然无法解决，你不能让一个苯中毒而死的人再活过来。对于它继续导致的负面效应，管理者也只能视而不见，因为它是当下社会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工业文明的战车开到那里，苯就会跟到哪里。这时我们会听到很熟悉的台词：“没有别的办法，为了大局，只能做出局部牺牲。等将来有了新技术，就好了。”
再讲甲基叔丁基醚。
这个名词我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没有听过，自然也毫无了解。由于它的陌生，人们也许会认为，它距我们的生活非常遥远。其实，它和苯一样，无处不在。它最主要的用途是替代汽油中的铅作为引擎抗爆剂。这是后期技术取代早期技术的一个例子。
铅的毒性在古希腊就被认识到了，但是，铅一直被用在汽油里，因为“没有别的办法”。当然，人们也曾自我安慰地制定一些量的限制，并相信在这些量之下是安全的。不过现在好了，有了甲基叔丁基醚这个新材料之后，汽油中的铅可以取缔了，可以宣布技术的进步了。那么，结果如何呢？
这个新材料最初被认为有很多优点。比如“价格低廉，易于制取，具有良好的传输和混合特性”。“能在炼油厂里制得；很容易和汽油混溶，不再分离，其混合物还可以通过现有的管道进行传输”（223）；能使燃料充分燃烧，从而减少一氧化碳以及形成臭氧的前体物的排放（225）。
1970年代，甲基叔丁基醚开始在欧美进行商业生产。1995年，甲基叔丁基醚是美国生产的第三大有机化学品，年产量约为800万吨。1999年，全世界年产量约为2140万吨，当年欧盟地区的产量约为330万吨。（224）
但是，人们很快发现，好处并没有预想的那么多，更糟糕的是，与它的前任——铅——一样，甲基叔丁基醚也对环境和人体有害。1990年代之后逐渐确认，这个高科技成果能够诱发癌症、哮喘等疾病（228-232）。由于它“高度的水溶性、流动性和持久性”（227），在它完成了预定的任务，从发动机的汽缸中跑出来之后，还会长期稳定地存在，到处游荡，遇水而溶。于是导致地下水污染。好在这东西有味道，很低浓度就能被人察觉。一旦水源中的甲基叔丁基醚超过了某个阈值，水源就彻底不能用了。在丹麦，这个阈值被设为180微克每升，而在加利福尼亚，该阈值低至5微克每升。（227）
与苯类似，科学共同体和管理者所能做的只是不断地设定其容许被检测出来的最低限额，而不可能取消这种物质的使用。“没有别的办法”！
显然，在甲基叔丁基醚的发明、应用过程中，同样不符合那种一厢情愿的美丽图景。一方面，它对环境和人的健康所造成的伤害还在继续，另一方面，它的前任铅所遗留下来的问题，也没有随着它的使用而得到解决。
这样的化工产品比比皆是。在这本书里，还专门说到了石棉、多氯联苯、卤化烃、乙烯雌酚、三丁基锡防污剂等。具体过程与苯和甲基叔丁基醚都惊人地相似。人类当下的生活都建立在它们之上，科学共同体和管理者明知它们会导致环境问题，会对人身健康造成损害，但只能不断地规定最小限量，而不能根本上取缔。
这才是科学技术产品在当下工业文明社会中实际被使用的情况。
二
曾几何时，人们“享受”着这些产品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便利”，庆幸自己生活在科技昌明的时代，然而，有多少人具体地知道这些产品所导致的问题？人们心存侥幸，不断弱化问题，寄希望于未来更高的技术。人们也会自我安慰：只有少数产品有问题，大多数产品是好的。然而，一旦我们把各种高科技产品逐一排列出来，就会发现，有问题的不是少数，而是大多数；大部分问题从来没有得到解决，而是仍在继续，仍在恶化！并且，一直在产生新的问题！
所以，一个讲起来更加顺畅的新的说法应该是这样的：
科学技术对于生态和人类的危害是内在的，必然的，不可避免的。总体而言，它的负面效应并不能随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而得到解决。而新的技术必然会带来新的负面效应，对生态和人类健康造成更大的危害。
这样一来，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的作用，是否功大于过，恐怕是个问题了。
自1962年《寂静的春天》出版算起，五十年来，全球范围内，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是逐渐减少了，还是越来越严重了？自1990年代，中国普遍地接受了环保的理念算起，二十年来，中国范围内，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是逐渐减少了，还是越来越严重了？
对于中国的生态和环境问题，无论估计得多么严重，都不会过分；对于全球的生态和环境问题，无论估计得多么严重，也不算过分。
对于科学技术的功过，我们需要一个新的总体评价。
三
为什么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是内在的、不可避免的？这是因为，现在普遍应用的科学之技术，都来自数理科学。数理科学的机械自然观与自然本身注定是有冲突的。科学及其技术的力量越强大，冲突越激烈。
数理科学的代表是牛顿的经典物理学，它建立在机械论、决定论、还原论的世界图景之上。牛顿时代有种说法，“上帝是一个钟表匠”，整个宇宙被看成一架机器，由一系列机械连接的构件组合而成，它是物质的，没有内在的生命，这是机械论；这架机器可以分离、拆卸、也可以重新安装、重新组合，这是还原论；只要掌握每一个部件的细节，就可以对整个机械的运行做完全确定性的计算和预期，这是决定论。按照这种机械自然观的世界图景，整部宇宙机器的运行遵循既定的、统一的物理规律；这些规律能够被人获知，写成数学方程；这些方程可以计算。数理科学试图通过计算，对大自然进行准确的分析和预言。进而，通过其技术，直接对自然进行干预。于是，大自然成为人类研究、分析、计算、控制、改造、重构的对象。大自然失去了其曾经的主体地位，变成了纯粹的客体，人类则相信自己有能力、有权力对自然进行控制和改造。
在工业文明的社会结构中，整个社会都把资本增殖作为最高目标和最高行为准则，人类通过科学对自然的改造也不例外。数理科学不仅为工业文明的意识形态提供支持（机械自然观、人类中心主义、社会进步观等），还提供有助于资本流通、增殖的技术。反过来，社会也对这样的科学和技术予以支持，使得其获得更多的资源，从而加强了对自然的控制和改造。
然而，基于数理科学的技术与大自然有着根本上的冲突。数理科学的实际操作方式是：从自然之中切割出一个局部，忽略这个局部与其它部分之间的关联，建立理想化模型，再用数学方程来描述这个局部，此所谓科学规律。美国科学哲学家约瑟夫·劳斯认为，科学是一种地方性知识，实验室中的地方性知识。人们把基于实验室的科学技术强行应用于大自然（“大自然的实验室化”），必然要对自然的整体性进行破坏。大自然也不会甘于“被”的命运，在整体上不会服从人类从局部的简化的自然中获得的规律。人类行为在长时段导致的后果，就是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
如果我们从有机自然观来看待这个世界，对于当下的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会有一个更加简单的描述。
地球生物圈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各种生物共同演化，彼此相连，地球上的物质相互转化，达成动态平衡。从寒武纪算起，生命的历史大概有五亿年，生物圈里各种物质的相互转化、相互作用，则有五亿年之久；从人类出现算起，也有大概一百万年。
在传统社会，人类所用的材料都是大自然已经有的物质，从自然中来，也能回到自然中去。进入工业文明，则越来越多地依赖于人造的物质。尤其是在化学工业产生之后，人类大大地改变了地球上的物质的化学组成。而这些人造的东西，比如本书所描写的苯和甲基叔丁基醚这样的物质，从来不是大自然物质循环的一部分，也无法正常地加入大自然的物质循环，并且必然会干扰和破坏大自然本身的物质循环。
人类目前大量生产的化工产品，有些是自然中从来没有过的，有些在大自然中只以特定的量存在于特定的场合。人类的身体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些物质，人类的身体之中，也没有消解这些东西的酶；大自然中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些物质，大自然中也不存在对应的消解这些东西的微生物群落。所以它们注定会危害生物体的健康，危害环境，最终造成全球生态系统的紊乱。
一项科学的技术在应用之初，它的好处是当下可见的。而其负面效应则很难马上就被人知晓。原因大致如下：有时候，负面效应要很长时间之后才能被人认识到；有时候，负面效应是分散的，并不集中表现为单一的效应，难以找到责任者；还有很多时候，负面效应的承担者与正面效应的享受者不是同一个人群，比如享受者是城市白领，承担者在生产第一线；更有很多时候，负面效应的承担者并非是人，而是自然环境，不会说话；最后，还有一种可能，承担者尚未出生，因为其影响在很久以后才会显现。由于负面效应显现的迟滞性，它一旦显现，就已经晚了。并且，一经显现，就不可逆。
当我们对科学及其技术的认知发生变化之后，当我们对科学及其技术的整体判断发生变化之后，我们对科学的态度，自然而言地要发生变化。
要警惕科学，要警惕科学家！当科学家告诉我们他们发明了一个什么新奇的玩意儿，我们的第一反应不应该是欢呼，不应该是歌颂，而应该是警惕。惟此，才有可能把科学及其技术对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的潜在危害，阻拦在其尚未发生的时候。
四
这本书有意识地列举了十二个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称之为十二个迟来的教训。除了一个个化工产品，还介绍了过度捕捞、辐射、美国大湖区的化学品污染等问题。这本书虽然意识到科学技术负面效应的严重性，并提出了“向历史学习”，“预防原则”等观念。但是，这本书仍然寄希望于未来的科学和技术，试图以加强监督等方式，减少、预防科学技术负面效应所导致的危害，“帮助人们预见代价高昂的后果、实现技术创新利弊影响之间的更好平衡、以及减少‘意外事件’的糟糕后果”（402）。在我看来，对科学及其技术的反思和批判还不够彻底。尽管如此，这本书提供的丰富的资料，足以让我们突破此书自身的思想束缚，在根本上认识科学及其技术的内在问题。
运行了三百年的工业文明已经是百孔千疮，试图保留其内核，对社会结构修修补补，不能挽回人类文明灭亡的命运。人类必须对工业文明进行彻底的批判，对科学及其技术的内在属性有清醒的认识，才有可能走向生态文明的道路。
2011年12月6日
2012年1月5日
北京 向阳小院
2012年1月18日
Ocean Park Hotel, CA
2012年1月27日
Sunny Yard, Berkeley
2012年8月4日
北京 向阳小院
【丹】波尔·哈勒莫斯 主编，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史研究中心译，《疏于防范的教训——百年环境问题警示通则》，中国环境出版社，2012年。文中括号内数字为该书页码。
发表于《读书》2014年4月，第105-114页。原文过长，难以自裁，承蒙责任编辑大刀阔斧，并掌控尺度，文章得以顺利发表，非常感谢。这里是经过重新校改的原版，与发表版相比，补上了“动机与特殊论”一节，以及“警惕”一节中删掉的部分。另外，此文与《警惕科学》互为表里。
警惕科学家
田松
二〇一二年第十一期《读书》发表了我的《警惕科学迷信》，这个标题政治正确、四平八稳，很不符合我故作惊人之语的风格。其实，我的原题是《警惕科学》。这是我第一篇明确地、公然地、全面地否定科学及其技术的文章。当我敲出那四个字的时候，也曾双手发抖，琢磨要不要再委婉一点儿，谨慎一点儿。科学主义作为意识形态，有着无比巨大的惯性。所以我很感激编辑的谨慎与善意。
其实，在我们接受了双刃剑这个说法的同时，在逻辑上，就已经接受了这样一种可能性：总的来说，科学及其技术的负面效果大于其正面作用，给社会造成的麻烦大于为我们提供的便利！从而为全面否定科学埋下了伏笔。下面，该轮到科学家了。
一，科学共同体
小时候写理想，很多人写过长大要当科学家，为人类造福。那时我们相信，在科学的进步与人类的幸福之间有必然的关联。诺贝尔奖的设立就建立在这种关联之上。做一名科学家是骄傲的、自豪的，这种特定的职业赋予了从业者以天然的道德优越感。然而，当这种关联不再必然，乃至由正转负的时候，科学家群体遭到怀疑，也是自然的。
科学家这个群体，我们的专业术语叫做科学共同体。在以往的主流话语中，科学家是一些才智超群、道德崇高的人物。科学是神圣的殿堂，科学家就是殿堂中的神职人员。在中国，科学家经常被描述为两种形象：一种如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他们热爱科学，追求真理，探索自然奥秘，为人类造福，不惜上火刑柱；一种如竺可桢、茅以升、华罗庚，他们热爱国家、热爱民族，毅然放弃国外的好生活，回国效力。在这两种描述中，科学共同体既是知识共同体，又是道德共同体。
然而，现实的科学共同体如何呢？即使高居殿堂顶端的诺奖得主，也有剽窃、造假的，还有给希特勒造毒气室的。中国的情况更令人尴尬。
科学家的形象，我们不妨从科学社会学的角度，心平气和地加以讨论。北京大学吴国盛教授曾经指出，科学家具有两种形象，一个是沉思者，一个是魔法师。所谓“真正的”科学家作为个体在历史上可能是存在过的。传说阿基米德在罗马人攻破家门的时候，还在研究几何问题，他刚说了句，不要弄坏我的圆，就被罗马兵一刀砍了。这是科学家作为知识探索者（沉思者）的标准形象。不过，与古希腊相比，当下科学的社会功能、社会角色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科学不是原来的科学，科学家也不是原来的科学家了。魔法师全面取代了沉思者。
从古希腊到中世纪，科学都是哲学（以及宗教）的一部分，是自由民和贵族从事的一种形而上的精神性活动，技术则掌握在工匠手里，是哲学家不屑为之的形而下活动。科学与技术几乎没有交集。牛顿书写三大定律的不朽著作叫做《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他也认为自己是哲学家。今天被称为科学家的那些人，他们从事科学活动都是出于个人爱好，其活动经费或者来自祖上的家产，或者来自贵族的馈赠。现在常说的科学活动的动机，忽略其宗教因素不提，诸如探索自然奥秘、满足个人或人类的好奇心等等，对于他们来说，大体上是可以成立的。
在那个时代，贵族支持科学活动也没有功利性的目的。丹麦国王腓特烈二世把一座小岛（汶岛）连同岛上居民都送给第谷·布拉赫（Tycho Brahe，1546-1601），让他在上面建天文台，观测星空；为他提供宽裕的科研和生活费用，长达二十余年，直到本人去世。其投入不可谓小，但他并没有要求第谷为他创造生产力。他供养第谷，大概像供养音乐家作曲、画家作画那样。科学知识也如音乐绘画一般，是精神性的知识。第谷大概偶尔陪他聊个天，给他占个星，就算回报了。如果说科学还有什么社会功能的话，那就是，作为一种知识体系，提供一种关于外部世界的解释方案。但在当时，科学的解释方案并不是唯一的，也未必最重要的。
二，嬗变
十八世纪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兴起，西方社会进入工业文明，并向全球蔓延。到了二十世纪，科学被所有“现代”国家纳入到国家体制之内，成为社会结构中的一部分。精神性的科学变成了功利性的科学。
在形而上的层面，科学继续承担着解释世界的功能。随着工业文明的扩张，它所提供的解释方案在全球范围内成为主流，取代了各个传统社会基于本地生态本地历史的地方性知识体系。科学家取代了中世纪的神父，成为知识的拥有者，世界的阐释者，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话语地位。更重要的是，由于工业革命之后科学与技术的联姻，出现了一种全新类型的技术——“科学的技术”——由科学推导、衍生出来的技术，使得科学拥有了一个新的形而下的功能——作为技术的来源。
传统技术都是经验技术——来自经验，并随着经验的累积而提高，经验技术具有地方性，多样性，适应本地环境。而科学的技术则是普适的，能够大规模生产的。科学技术所到之处，经验技术纷纷遭到废黜。于是科学家不仅是世界的阐释者，还是世界的改造者，乃至于创造者。这个角色是神父所不敢企及的。
二十世纪是科学及其技术全面扩张的时代。科学的形而上功能稳步推进，物理、天文、化学、生物、地质等基础知识的总体框架在此世纪上半叶已全部完成，为物质世界提供了一个全面系统、可以计算的解释方案。科学的形而下功能则迅速膨胀，科学中与技术相关的部分，以及“科学的技术”本身不断发生质的变化，社会生活不断翻新。甚至生物学由博物学科学变身为数理科学，也成为高技术的母体。二战之后，科学之作为技术母体的形而下功能后来居上，成为科学在当下社会生活中的首要功能。
吴国盛教授有一种说法，古希腊科学是自由的科学，现在的科学是求力的科学，这个描述在吴国盛的理论框架里是非常自洽的。不过，在我描述的问题中，把“求力”改为“求利”更为恰当。“求利”是当下科学的核心特征。虽然“求力”不完全是为了“求利”，但如无力，则不能为利。
二战期间，美国集同盟国之力实施了曼哈顿工程，动用四万三千多人，投入二十二亿美元，造出了两颗原子弹。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大科学”活动，此前个人作坊似的科学则被称为“小科学”。科学进入了“大”的时代，科学与社会的关系转了一个直角弯。
原子物理最初也是一种精神性的活动，意在探索物质世界的基本构成，这是古希腊哲学寻求物质本原的自然延伸，而其结果却是比太阳还亮的杀人武器。很多参与曼哈顿计划的物理学家自己也转不过弯儿来。“我们本来是哲学家，怎么变成了做炸弹的？这是我们投身科学的初衷吗？”这是第一批可能也是最后一批成规模的反省自我、思考科学伦理的科学家。此后，再没有科学共同体有过类似的集体反省。
现在，科学首先是国家与社会的制度性行为，而不是个人行为。大学中自然科学门类的院系以及不同层级的研究机构，都是社会建制的一部分。在西方社会，虽然依然有少数私人基金如当年的贵族之供养科学家，没有功利要求。但总的来说，国家与社会看重的是科学的形而下功能，要求科学家生产出具有实际用途的知识——由科学到技术，由技术到产业，这被称为研发（R&D）和创新。基础学科如纯数学、理论物理等依然存在，但在资金投入上与实用学科不可同日而语。并且，支持基础学科的理由仍然是应用。最典型的说法是法拉第的名言：“你知道一个刚出生的婴儿的将来吗？”如同沉思者宣称，他的沉思会产生新的魔法。当下的“无用”在未来的可能的“大用”，是基础学科强调其自身价值，争取社会地位的重要理由。
科学作为社会结构的一个部分，必然受到社会的制约。大科学时代，只有极少数学科还能由一个人靠一支笔、一张纸或者一台计算机来完成。大多数科学活动需要人力、物力以及社会制度的支持。大型实验室和大型设备都不是单个个人能够建设、维持的。更重要的是，研究人员需要在社会结构中有一个位置，比如大学、研究所中的职位、职称；后备队伍同样需要体制中的名分，比如硕士、博士头衔。于是，国家和社会通过行政手段、课题招标、基金分发、教授名额发放、博士生名额发放等形式，足以实现对科学的总体掌控。科学家的个人志趣，要让位于国家意志和社会需求。反过来，科学家必然被课题、项目、基金等大大小小的功利目的所驱使。科学家从思考终极问题的哲学家变成了被赋予具体任务的工匠，从主动的思想者变成了被动的从业者。按照哈佛科学史教授斯蒂芬·夏平（Steven Shapin）的说法，科学活动从神圣的使命，变成了一项职业。
在这种机制之下，那些有可能满足国家和社会需求的学科更容易获得支持，得以生存与发展。在以资本为主导的社会模式中，那些能够满足资本增殖的科学和技术更容易被发明出来，更容易得到应用；而不能满足资本增殖的学科则被边缘化。
三，博弈与结盟
科学共同体作为社会建制一旦形成，就具有了自主性——在社会结构中维系自己的存在，扩张自己的规模——这就意味着，科学共同体必然是，而且首先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作为利益共同体，科学共同体必然努力使自身的利益最大化，这导致两种必然的结果：一，与社会建制博弈；二，与资本和权力结盟。
科学共同体并不是单一的群体，在其内部还可以分为各种子共同体，它们相互合作，相互制约。越往下，利益越具体。总体上，科学共同体会利用作为知识拥有者的话语优势，稳固、强化自身在社会结构中所占的比重；子共同体的行为与之一般无二。于是我们看到，转基因、纳米、核电、水电……每一个子共同体都强调自身的重要性，争取更重要的结构性地位。在这个过程中，它们会有意无意地掩盖、弱化相关的负面效应。比如水电共同体会把水电开发的地质风险、生态风险说得尽可能少；转基因共同体会竭力否定转基因作物对于自然生态及人身健康的危害……没有任何一个共同体会说：我们这个学科没什么用，发展到现在就够了，不需再要发展了。
让我们想象一下。逻辑上，国家和社会从核电专家那里会得到两种可能的报告。一个主张：核能是安全的、清洁的、必要的，是未来的能源，即使有问题也都是可控的；另一个主张：核能风险巨大，核废料处理成本难以估计，非长久之计。前一个报告有可能使核电列入国家计划，核电共同体在社会结构中的比重大幅增长，连续几十年乃至永久性获得国家经费；后一个报告可能使核能停留在理论研究和小规模实验的阶段，核电共同体保持原状甚至萎缩。作为注定要受其影响的旁观者，你觉得核电共同体更有可能提供哪一种报告？
子共同体之间也进行着博弈。一旦某一学科的某一个人在整个科学共同体或社会结构中获得一个高级职位，这个人所属的机构、所属的学科都会获得巨大的好处。所以申报院士不仅是申报者自己的事情，更是申请者所在学校的事儿。在这类活动中，“四姨太效应”有充分的表现。
“四姨太效应”是我在二〇〇五年全国科学哲学会议上正式提出的[1]。在张艺谋导演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中，巩俐饰演的四姨太颂莲假装怀孕，骗得老爷的恩宠，事情败露后，被打入冷宫。大少爷前来探望，说：“你真傻，这种事情怎么能装呢？”四姨太说：“我不傻，时间长了，假的就成了真的了！”原来，四姨太下了一盘很大的棋。假设四姨太和老爷生理正常，四姨太其实大有胜算。老爷是短缺资源，只有一个。以假孕使老爷常来，既增加了自己真孕的机会，也使其她姨太太减少了机会。而一旦真孕，就算当初的假被发现了，又能怎样？在科学共同体争夺诸如重点学科、重大课题等利益的过程中，“四姨太效应”是非常普遍的、正常的现象。每一个申请者，无论是机构还是个人，都会努力夸大自身的优势，以获得关注、资助，从而得以生存、延续、乃至壮大。而未能获得资金支持的申请者，则会萎缩，乃至被淘汰。上海交大的陈进教授以假芯片骗取千万资金，事情败露，成为“不真正的”科学家。倘若陈进教授以此巨款，厉兵秣马，励精图治，在相对短的时间内造出了真的芯片，又该如何评价呢？
与资本和权力结盟是最直接、最有效的获利方式。
在大科学时代，科学—技术—产业的链条紧密得难分彼此。在很多科学活动中，诸如在转基因作物、水电、核电等技术的推广中，我们都可以看到科学共同体、大公司和相关政府部门的强强联合。科学家拥有知识话语权，大企业拥有经济优势，政府部门拥有政治优势，三者结盟，形成坚固稳定的利益“铁三角”，简直无坚不摧！科学家获得社会地位、课题经费；大公司获得利润，政府部门获得政绩（GDP）和财政收入，皆大欢喜。而国家与公众的长久利益、环境与生态问题，则被忽略、被淡化、被掩盖。
这种结盟甚至能超越地域、国家，成为全球性的利益集团。比如美国孟山都公司，全世界最大的转基因作物推动者，不但自身雇佣了很多科学家，还以课题、基金等形式购买全世界的科学家；不但在美国农业部、FDA、环保部、白宫等机构有代理人，还向其它国家的政界、商界和传媒渗透。在中国农业部官员和中国转基因研究共同体中，有很多人都直接与孟山都公司有利益关联。[2]
在很多时候，我们甚至可以看到，科学、资本与权力的结盟达到了浑然一体的程度。比如某位院士，他是某种技术的专家，在高校做教授，是科学家；同时，在推广该技术的公司里身居高位，是企业家；又同时，由于其院士身份，还能在所属省市的政府部门中担任高级职位，是官员。一身三面，三位一体。
科学共同体与社会的博弈，是作为一个利益共同体为了利益的博弈，社会正义、环境正义、公众利益、人类未来，并不是它的第一目标。它也不是一个独立于社会之外的力量，它的博弈也是在社会结构制约之下进行的。科学共同体与资本和权力的结盟，也是作为利益共同体的结盟。在以资本为主导的社会里，这种结盟并不是对等的。在大多数情况下，科学共同体变成资本和权力的附庸；科学的两重功能，都成了资本与权力的工具。以其形而下功能造出某种产品为资本家赚钱，又以其形而上功能把这种产品包装上一系列好词：先进、高效、无害、必要……
在资本与权力操控科学的过程中，刘华杰教授提出的“学妖”具有很好的解释力[3]。所谓学妖，存在与科学共同体与其它共同体的界面上。虽然它隐而不显，但有时起着意想不到的决定性作用。比如要建某一个大坝，需要专家委员会投票，如果第一轮没有通过，可以重新组建专家委员会，组织第二轮投票。只要不断地重新组建委员会，重新投票，最后总可以以高比例通过，并且能够做到不违反程序。那个隐藏在投票者背后的组织者，就是学妖。学妖虽然没有资格投票，但是他能决定谁来投票。科学家作为知识拥有者世界阐释者的身份，就以这种方式让渡出去。
四，动机与特殊论
人们通常认为，科学及其技术的发展首先是为了满足人类的需求，所以在根本上具有一种对于人类社会的善意。在这个前提之下，即使其负面效应，也是出于良好的动机，属于好心办坏事。如果说在一九六二年蕾切尔·卡逊出版《寂静的春天》之前，这种想法还情有可原，在此之后，这种想法往好里说，是糊涂，往坏里说，是装糊涂。在我看来，自从工业革命科学与技术联姻开始，科学及其技术的起点和归宿就不是为了满足人的需求，而是为了满足资本增殖的需求。资本为了使自己增殖，有的时候需要满足人的需求，有的时候需要刺激人的需求，还有很多时候，需要剥夺一部分人的需求而满足另一部分需求。正如我们中学政治课里所学到的，对于资本家来说，只要能赚钱，生产粮食与生产杀人武器是没有区别的。当科学及其技术服务于资本的时候，其动机之中被人们赋予的善意，其实是不存在的。
资本具有增殖的内在属性，它要求科学和技术能够最快地、最大幅度地使其增殖。我在《警惕科学》一文中有相对充分的论述：只有机械论、决定论、还原论的数理科学给出的技术能够满足这种要求。而这种技术，其本质上是与生态学相冲突的，它的应用必然会对环境和生态构成损害。因而，很多数理科学的子共同体已经内在地成为生态与环境的破坏者。进而言之，在当下的社会结构中，科学共同体已经内在地具有危害社会的属性。
在这种科学—技术—产业扩张的过程中，社会整体的利益、底层民众的利益、大自然的利益，都受到严重的伤害。但是，由于被伤害者没有话语权，常常被弱化、被忽视、被遮蔽。
科学知识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科学共同体生产出来的。当生产者受到资本的约束，并且有逐利动力，它所生产出来的知识，如何能保证中性、中立、客观？
比如，转基因作物的各种可能的好处，诸如增产、减少农药用量等，这些知识更容易生产出来，也更容易得到传播，传播到家喻户晓。而论证转基因具有生态危害健康危害的知识，从生产、到发表、再到传播，每一个环节步履维艰。上个世纪末有普泰兹事件——英国生化学家普泰兹因为在实验中发现转基因对小鼠健康造成严重破坏，遭到各种阻挠与诋毁；二零一三年末，又有塞拉利尼事件——法国塞拉利尼教授二〇一二年在《食品和化学毒物学》上发表的论证转基因玉米致癌的论文，在十四个月之后，被杂志出版方宣布撤除。在前几年中国为转基因农作物研究投下的二百四十亿巨额经费中，有相当一部分用到了媒体上。二零一三年三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包含保护孟山都条款的“农业拨款法案HR933”时，中国的主流媒体，那些宣称要在几年之内把转基因粮食摆上中国人餐桌的农业部官员、转基因科学家，以及某些科普人士，都全力传播这一消息，宣称美国政府支持转基因、支持孟山都。而由于全世界反转人士的抗议，此条款在在二零一三年九月被彻底废除时，中国主流媒体却不置一词，那些官员、科学家及科普人士也一律缄口不提。
在孟山都公司将转基因作物推向全世界的过程中，并没有出现一个中立的、独立的、具有道德力量的转基因作物研究共同体。相反，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捆绑在利益之上受制于权力之下的共同体。据我所知，中国科学院植物所的生态学家蒋高明教授多次被打招呼，让他不要再发表反转言论。这就是现实的科学共同体！
在科学与社会的博弈中，科学共同体常常会祭起一个法宝——科学特殊论。哈佛大学贾撒诺夫（Sheila Jasanoff）教授总结了科学特殊论的几个层面。知识论独特：科学是唯一真的知识体系，决策者应该听从科学家的建议；管理学独特：科学的专业性使得外行无法管理，需要科学共同体自我管理；社会学独特：科学具有自我纠错机制，科学家共同体总是变得越来越好；经济学独特：科学总是带给社会经济利益，投资科学技术总会获得回报。[4]虽然从科学哲学等学科的立场上看，每一项都是经不起推敲的。但是它却在很大程度上被社会所接受，成为科学共同体拒绝外界监督制约的有效武器。比如，在引起争议的时候，相关共同体常常把科学活动简化为科学的知识问题。你不不知道基因是怎么转的，就没有资格讨论转基因问题；你不懂核能是怎么发电的，就没有资格讨论核电问题。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只有他们自己最有资格对自己的活动作出判断。
科学特殊论是科学主义全盛时期的历史遗迹。科学史学科的创始人萨顿（George Sarton,1884-1956）认为，科学是唯一的与社会进步正相关的力量。人们认为科学具有自在的自生的力量，只要科学自由发展，社会就会进步。而当外力干预科学的时候，科学就会停滞，社会就会退步，常用的例子如纳粹德国与文革中国对科学的干预。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科学代表理性，被用作抵抗神权神性的一种力量。中国文革之后，科学代表客观真理，被用作抵抗独断政治权威的新权威。人们相信科学是一种中性的、客观的、没有利益倾向的、超越政治立场的力量，期望科学是一种独立的、健康的社会力量，并寄希望于科学特殊论能够保护这种力量。然而，诡异的是，这恰恰表明，科学走向前台，被赋予特殊地位，是作为政治力量出现的。中性中立的科学和科学共同体从来只是一个完美的理想，实际存在的永远是具体的、被社会结构影响的、与资本和权利结盟的、永远存在着缺陷乃至恶的科学和科学共同体。
科学共同体具有两面性。当它为资本服务、当它与社会博弈时，会以其魔法取悦社会，诱惑社会，强调科学的种种好处；当它遭到社会质疑的时候，又摆出一副知识拥有者、世界阐释者的高傲面孔，说它是精神性的，是中性的、中立的。
一个迫切而严峻的问题是，如何防止科学危害社会？
以往，人们寄希望于科学家的个人道德和科学共同体的集体道德。默顿曾提出了影响至今的科学精神四原则说——普遍性、公有性、无私利性和有组织的怀疑主义，这其实是对小科学时代科学家形象的理想化，它只是默顿对科学共同体的期许，从来不是对科学共同体的实际描述。一来，科学家并不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并不比常人道德更高。二来，科学家个人的道德已经不能保证科学不去危害社会。前鉴不远，黄万里先生个人的道德修养与学术水平都无法阻挡三门峡与三峡大坝。一位与其所属共同体相对立的科学家，会迅速被边缘化。他在体制中所处的任何位置都会被人取代。这个共同体成批出厂的博士硕士，绝大多数是接受了共同体整体范式的，会主动与体制合作。反过来，也只有那些愿意与体制合作的人，才会获得体制中的位置。因而，科学家个体的道德自觉不足以改变科学共同体整体作为资本与权力附庸的角色，更不可能依靠科学家个人的道德自觉来保障科学共同体不去危害社会。
吴国盛教授指出，科学自身的伦理就是更快更高更强，不断地发现，不断地开疆拓土，科学是无尽的前沿，科学无禁区。所以从科学内部，不存在自我约束的力量。反过来，科学共同体还在努力反抗社会的约束。
事实上，社会对科学的约束已经存在，比如生命科学领域的伦理审查制度。一个课题必须事先通过伦理审查，才能进行。未能通过伦理审查的实验结果无法发表，也就无法被科学共同体中认可。伦理审查委员会的成员不仅包括科学家，也包括从事社会、伦理和法律工作的专家。这种伦理约束并非生命科学共同体主动地自我约束，而是在社会压力之下不得不达成的妥协。这种伦理审查模式有必要推广到其它科学领域。
五，警惕
人类社会需要建设一种机制，对科学共同体进行有效的约束、监督、防范，防止科学危害社会。首先在意识层面上，需要改变以往对于科学家无条件的信任和信赖，消解科学特殊论。我们依然可以相信具体的某一位科学家的道德是高尚的，甚至可以相信大多数科学家作为个体都是好人，但是同时，需要清醒地认识到：科学共同体首先是利益共同体，然后才是知识共同体，从来不是道德共同体。其利益，必然会影响其知识的生产与传播。
当科学共同体宣称他们发明了某种对人类会有种种好处的某种新技术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做的不是欢呼，而是警惕！
在核电专家强调核电技术安全、清洁、必要且廉价的时候；在转基因专家强调转基因作物高产、抗虫、节省农药的时候；在水电专家宣称长江生态变好的时候；在纳米专家宣称纳米技术将给人类带来诸多便利的时候，我们都要警惕！
科学家集体作恶，并非不可能，并非天方夜谭，并非遥不可及。它们就发生在现在，发生在我们周围。
一九六二年，发表了《寂静的春天》之后的蕾切尔·卡逊遭到了整个美国化工学界（不仅是化工产业）的一致抨击，说她并非专业人士，对DDT问题没有发言权；说她文章的煽情大于理性，文学大于科学；说她危言耸听，意在阻碍科学发展，用心险恶；说她是歇斯底里的老处女……这语气，与当下某些人之攻击所谓“极端环保主义”、攻击“反转控”，何其相似乃尔！
现在的情况更加严峻。我们的社会，正在被这些利益集团包围着，转基因、纳米、核能、水电、太阳能（我没有写错）……，他们虎视眈眈，他们处心积虑，他们妄言发展，谎称进步，把毒药包在糖衣里面，社会在尝到一点甜头之后，接踵而来的就是环境问题、生态问题，健康问题、社会问题。二〇一三年雾霾笼罩了大半个中国，在我看来，这正是生态系统全面恶化的一个表现，是上天的警示，很多人依然试图寻找单一原因，从烧煤找到尾气，甚至找到了烧烤！人们天真地相信，找到了那个原因，就可以通过新技术加以解决。
杂技演出中，椅子叠得越高，演员的能力越强，观众的掌声越热烈。但是，所有人都知道，叠得越高，危险越大，所有人都知道，这叠椅子终究是要塌的！然而，我们这个社会却像中了邪一样，竟然能够相信，技术的发展可以是无限的！
社会问题不能依靠技术来解决。技术只是缓解问题、遮蔽问题、转移问题，从长期看，是饮鸩止渴。一方面，技术的深入使生态危机更加严重，进而导致了人类全面的生存危机；另一方面，寄希望于技术解决，使我们浪费了时间，丧失了解决问题的时机！
我们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甚至，崩溃已经开始了！
科学及其技术已经具有了地质作用的力量，科学对于社会的危害，对于地球生物圈的伤害，将是整个人类无法承受的。
我们已经进入了猝死的时代！
警惕科学，警惕科学家！
2011年2月28日
北京 向阳小院
2013年7月25日
长春 西安花园
2013年9月30日，
阿尔及尔，Sofitel
2013年10月14日-12月25日
Cambridge, Gray Gardens W.
Lamont Library, Harvard
Schlesinger Library, Harvard
Megabus, Boston to New York
Child Memorial Library, Harvard.
Porter books store, Cambri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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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刘华杰、田松，科学共同体”运作的神秘人物——细说“学妖”和“四姨太效应，科技中国，2005年第10期。田松、刘华杰，学妖与四姨太效应，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年。
[2] [法]玛丽—莫尼克·罗宾著，吴燕译，孟山都眼中的世界——转基因神话及其破产，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年。
[3] 参见：刘华杰、田松，科学共同体”运作的神秘人物——细说“学妖”和“四姨太效应，科技中国，2005年第10期。田松、刘华杰，学妖与四姨太效应，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年。
[4] 参见：希拉·贾撒诺夫，《科学技术论手册》，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4年。感谢吴彤教授提供了此说及出处。
《核电员工最后遗言：福岛事故十五年前的灾难预告》
[日]平井宪夫编著
陈炯霖 苏威任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1年10月第一版
155页， 25.00元
警惕科学，警惕科学家
田松 发表于2013-07-21 08:58
头悬利刃
一间大屋子，亮丽光鲜，卧室的屋梁下悬着一把刀。刀身沉重，刃口锋利，系在一根头发上，正如古语所说千钧一发。但是专家反复告诉屋子里的人：第一，这根发丝绝对结实，能抗七级地震；第二，这把刀是必要的，如果没有它，房子里的冰箱、彩电、抽水马桶、无线网络……都不能启动，大家就不会生活得这么舒服。
日本国民大概一直接受着这样的教育，核电是清洁的，核电是安全的，核电是必要的。就在2011年3月11日福岛核事件之后不久，一位在中国生活的著名日本青年还在电视上说：“他们不会放弃核电。”日本政府与核电企业的宣传何其彻底，让一位自认为有反省精神的青年才俊，灾难之后仍痴情不改。很多日本青年从小就生活在核电站附近，每天看着头顶悬刀，习以为常，不免产生幻觉，真的就相信它能永垂不落了。
也有人早就发出了警告，只是这个声音太弱了。从1990年代开始，核电员工平井宪夫就致力于反核宣传，这部《核电员工最后遗言》就是他的反核演讲集，1995年曾由一个NGO组织自费出版，直到福岛核事件之后，才在网络上广为传播，并且迅速被翻译成各种语言。虽然我知道核电必然会有问题，但是文中的细节仍让我震惊，没想到问题如此严重，如此荒谬。
平井宪夫生前是日本东京电力的一级技工，曾在包括福岛在内的很多核电站工作，负责监督配管工程的定期检查。平井宪夫于1996年12月因癌症去世。他在去世前几年致力于反核活动，留下了很多演讲记录。
2011年6月，经刘黎儿等人的努力，此书在台北出版了中文繁体字版。11月，简体版又在北京出版，使得大陆读者在核电发展呼声甚高的情况下，能够听到另一种声音。中文版还收入了另外几篇相关文章。有前GE公司核反应堆设计师菊地洋一先生的反核演讲；有刘黎儿对前东芝核电设计、维修工程师小仓志郎的采访。这两位都参与过福岛核电站的设计和制造。福岛事件之初，小仓志郎就在3月16日举行记者会，揭露福岛设计中的问题。
这些人无疑都是真正的核专家。虽然我一向强调，不需要科学依据，单从历史的、伦理的、哲学的角度，就足以对核电进行全面的否定。但是，在我们这个科学主义意识形态依然强烈的时代，他们对于核电的批判更有力度，更容易粉碎公众残存的幻想。
核电这个光鲜的大屋子，其内部早就柱斜梁歪、百孔千疮了。
不只是邻居的问题，也是自己的问题
在以往中国人的意识里，核危机远在天边，事不关己。三厘岛也好，切尔诺贝利也好，都是电视里的事儿。福岛核事件之初，也只是隔岸观火。不过，危机很快蔓延过来，很多人惶惶地抢盐。蓦然回首，才发现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核电站已经四处开花了。
更大的危险不来自一衣带水的彼岸，而在我们身边。所以，对于今天的中国，这本书说的并不是别人的事情。
在福岛核事件进行的过程中，各方面的反应耐人寻味。中国的核专家反复强调核电的清洁、安全和必要。事态在一天天恶化，他们的心态却始终乐观，他们永远告诉公众，已经发生的事情远远没有（无知的）公众想象得那样严重，并且不会再恶化了。但是在此期间，日本及国际社会对福岛事件严重程度的认定逐渐提高，最后被认定为七级，与切尔诺贝利事件相同。德国很快宣布全面放弃核电。而中国的核专家依然宣称，即使日本出了问题，中国也不会出问题。因为中国的技术更先进，更成熟。所以，中国要不为所动，继续发展核电。
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为什么相信这个而不是那个？我们常常会陷入这种无所适从的尴尬境地。在我们至今仍然普遍的科学主义意识形态下，人们相信科学，遵从科学，核电站这样的高科技常被默认为先进、高级的好东西。我们也曾把科学家视为纯粹知识的拥有者，相信他们有良知，说真话，爱国爱民，为人类造福。所以在遇到重大问题时相信他们的判断。但是，近些年来，在关于牛奶的三聚氰胺、食盐加碘、转基因主粮、瘦肉精等一系列与科学有关的事件中，专家的话语常让我们心生疑窦。我们发现，专家是有立场的，是有利益关联的。电视上的主流核电专家永远在说着同样的话：核电是绿色的，核电是安全的，核电是必要的。
平井宪夫的著作给我们提供了来自核电专家的不同声音。
核事故难以避免
有一利必有一弊，核能之弊远远超出了我们所能承受的地步。
现在人们普遍关注的核电问题都是突发性的核事故，简单猜想，其原因大致有三：一、人为失误；二、自然灾害；三、军事打击。切尔诺贝利为其一，福岛为其二。第三种情况虽尚未发生，但其可能性是毋庸置疑的。在本书中，小仓志郎就明确指出，“有核电设施、有燃料冷却池的国家根本没有什么国防可言”，“等于在自己的脖子上挂炸弹。”
对于自然灾害，科学主义者常常宣称，他们所掌握的科学技术能够对抗并战胜天灾，即使现在不能，将来也必然能，所以要信赖现在的科学，并发展未来的科学。有位核专家说，福岛核电站按设计可抵抗七级地震，没想到来的是九级，所以出事了。而结论竟然是，福岛的设计和建设没有问题，下次按照抵抗九级设计，就好了。这意思是说，是地震来错了。然而，下次地震就不会来错吗？更何况，设计防范九级地震，就真的能扛得过九级以下的地震吗？平井给了一个案例：
1993年，因四级地震，日本女川核电厂一号机反应堆功率异常上升，机组自动停机。但是问题在于，1984年建厂时，原本的设计是在五级地震时自动停机。平井宪夫说，就像在高速公路上开车，明明没有踩刹车，车子却自己紧急刹车一样。“这就意味着，它可能在震度五的时候不会停。”
对于地震、海啸这样的天灾，人力是无法抵抗的。在地质力量面前，人类依靠科技制造的钢筋混凝土，都像面团一样柔软。
即使我们侥幸躲过天灾，人为失误仍然难以避免。尤其是在当下以资本为核心的社会结构中。
只要是人，就会有失误。系统越复杂，失误的可能性就越高。核电站所涉及的人为失误可以简单分为这样几个层面：一、科学层面，理论推导是否准确无误；二、技术设计层面，是否根据准确的科学给出高效、可靠、少污染、少误差……的技术设计；三、工程实施层面，设计完美的技术是否能够得到实施，造出完美的工程；四、实际操作层面，任何完美的工程也要人来操作，那么，是否每一位员工都受到了充分的培训，是否能保证操作中不会失误，失误是否能得到及时调整；在工程的长期运行中，设备维护是否充分……
在科学层面上，科学家似乎有足够的自信，也只有在这个层面上，我愿意有保留地相信他们的自信。其他层面则每况愈下，平井说：“不管核电的设计有多完美，实际施工却无法做到与原设计一模一样。核电的蓝图，总是以技术顶尖的工人为绝对前提，做出不容一丝差错的完美设计，但却从来没有讨论过，我们的现场人员到底有没有这种能耐。”
而即使在科学层面上，科学原理也不会永远正确。按照波普尔的说法，科学之所以为科学，是因为它可以被证伪，有可能被推翻。E＝MC2之类的核心原理能够有更长的寿命，而外围的部分，总是在变化着的。变化，就意味着以前有错误，或者不够好。
这本书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例证，让我们看到，日本核电站的工程实施得何其粗糙。以至于不同公司制造的管道，因为彼此采取的小数点舍入标准不同，不能对接。
施工失误导致的事故时常发生。1991年，日本美滨核电站发生喉管断裂事故，反应堆内冷却水大量外泄到海里，炉心差点成为空烧状态，多重防卫系统逐一失效，只差零点七秒，就要发生第二个切尔诺贝利事件。调查发现，“细仅二厘米，共计数千支的防震动金属零件，在事故发生时未能及时插入喉管，造成喉管断裂，冷却水外流。”平井宪夫说：“这是施工上的失误，但是却从来没有人发现。”
为什么设计不能按计划实施？书中也给出了相应的答案。核电这种高技术装置，从根本上，是企业行为，电力公司致力于利益最大化，就想方设法降低成本。许多工程向外承包，大量培训不足的工人进入工地，他们自身的安全难以得到保证，他们也意识不到，他们的微小失误会导致怎样严重的后果。
如彭保罗（Paul Jobin）所说：“目前全球核能工业共同面对的危机是，为了获取更多的利润，都朝降低成本的资本主义商业逻辑走。为了节省成本，维修工作几乎都改由承包商承包。核电厂每年至少维修一次，维修工人被曝晒在辐射污染的情况最多，因此维修外包制度所带来的附加利益是，风险也跟着外包出去了，电力公司便可以不用负责。”
所有这些，让我们看到，核电站不发生事故是奇迹，而发生事故，则是再正常不过的了。按照平井宪夫的说法：“日本一直持续发生着重大核安事故。”
与日本相比，我们的技术更进步吗？管理更成熟吗？最近几十年来，中国不断发生各种大型工程事故，楼房倒塌、桥梁坍塌、火车追尾，核电工程就一定能置身事外，平安无事？
不出事也是大事——常规问题
常有人说，核电不出事则罢，一出事就是大事。这话只说对了一半。实际上，只要核电站运行起来，不出事也是大事。即使设计完美、施工完美、操作完美，前述各种可怕的局面都没有发生，核电运行所必然带来的常规问题，仍然同样严重。主要有四：
一、核电运行中，核辐射对工作人员和周边居民的伤害；二、核电运行所释放的放射性废水和废气会伤害工人和周边居民的身体健康和本地的生态环境；三、核废料至今没有找到妥善的处置办法，要在几万年乃至几百万年之内，成为人类的隐患；四、核电站自身在退役之后，变成了巨大的辐射源、污染源，同样是难以解决的隐患。
前两者是随时发生的，是当下的问题；而后两者则更多的是未来的问题，更加隐蔽。
所有这些，本书都有提及。
平井用了很多篇幅讨论核辐射对员工和附近居民的直接伤害，他本人也是因为遭受辐射而身患癌症，五十八岁就去世了。关于辐射对人体的危害，我们现在的知识是非常模糊的。在福岛核事件之后，很多专家出来保证，说辐射随处都有，连吃火锅都有；又宣布了一个安全剂量值，比如正常人每年不超过多少个毫西弗就好。
这种说法完全没有考虑到核物质的特殊性。核辐射对人的伤害与其他物理伤害、化学伤害是完全不同的。对于有害物质，我们习惯的主要对策其实是稀释，似乎只要浓度足够低，有害物质就不再有害。但是辐射的伤害不仅取决于放射性物质的浓度，也取决于放射性物质本身的性质。一支利箭，可以穿膛而过，如果把它的力量分成一万份，让这支箭一万次蜗牛般地触碰你的身体，你会毫发无损。这是通常理解的稀释。但是，如果这支箭变成一万支小竹签，每只保持原来同样的速度，同样可能击穿身体，如果击中要害，依然致命。所以这种伤害是不能稀释的。而且，这种伤害是能够累积的。想象一下，每天被一支高速飞行的小竹签击中，经年累月，造成的伤害跟原来那支穿胸利箭恐怕没有差别。
平井说：“核岛区内的一切东西都是放射性物质。每个物质都会释放伤害人体的放射能，当然连灰尘也不例外。”而“放射能无论有多微量，都会长期累积”。“辐射会累积在人体，五年、十年、二十年，体内的辐射不是每天早上爬起来就自动归零。住在核电附近的人，每天都持续在体内累积辐射量。”所以毫不奇怪，核电员工和附近居民患白血病的几率远远高于其他地区。
在我看来，所谓的安全剂量本身都是值得怀疑的。而最为荒谬的是，福岛核事件发生后，当地核辐射量大幅度提高，日本政府竟然在3月14日提高安全剂量的值，从五年累积不超过一百毫西弗（或每年二十毫西弗以下）提高到每年二百五十毫西弗（国际辐射防护委员会建议的最高剂量是每年二十毫西弗）。掩耳盗铃，自欺欺人。
核电站运行过程中，还时时向周边环境释放放射性污染物，比如反应堆的冷却水就定期排放到海里。平井还说了一个小细节：“工人穿过的防护衣必须用水清洗，这些废水全数被排入大海。排水口的放射线值高得不像话，而渔民却在那附近养鱼。”这种持续释放到环境中的放射性最终会导致什么后果，我们现在还不得而知。但是，根据以往的历史，我们可以断定，它必然会破坏本地生态的平衡，并且，会逐渐波及整个食物链，人类最终也难以幸免。
核垃圾，永无葬身之地
影响更为深远的，也是更为隐秘的、更不为人关注的是，核废料与退役后核电站。
核燃料用过之后，被称为乏燃料，乏燃料仍然具有高强度的放射性。乏燃料的处置至今还是世界难题。小仓志郎说，日本各核电厂都把乏燃料“临时”储放在反应堆上方的核燃料冷却池里。一开始是三十组一束，后来是六十组一束，再后来变成九十组一束。越来越密。乏燃料如果密度过大，超过临界体积，也会发生核反应。小仓志郎说，乏燃料冷却池相当于毫无遮拦的反应堆。甚至，乏燃料比反应堆的危险更大。燃料棒中的铀238本身不参与核反应，吸收了核反应产生的中子后，变了剧毒的钚239，钚239的半衰期长达两万四千一百年。而要等待钚的毒性消失，则需要一百万年。
美国在1987年曾经通过一项决议，在内华达州的尤卡山建造永久性的乏燃料坟墓，此举遭到内华达州的强烈抗议。2002年，布什政府批准开工，但是在奥巴马上台后，尤卡山计划逐渐搁浅，最终于2010年终止。所以直到现在为止，美国的乏燃料仍然放在核电站里“临时”贮存着。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核电站自身在退役之后，也会变成难以处理的核垃圾。“核电厂只要插入核燃料棒运转过一次，整座核电厂就会变成一个大型放射性物体。”平井说，“当时我也加入了研究废炉方法的行列，每天绞尽脑汁思考，就是不知道该怎么拆掉这个充满辐射能的原子炉。拆除核电厂不但要花上比建厂时多出数倍的金钱，也无法避免大量的辐射曝晒。原子炉下方的高污染区，每人一天只能待数十秒，这该怎么进行作业呢？”
一方面，核电在运行，在发展；另一方面，没有人知道，如何建造一个确保短则几万年长则百万年的核废料储存库！
核垃圾是当下人类留给后代的最大麻烦，人类有权利把这个巨大的隐患给后代的子子孙孙吗？
平井宪夫说：“管理核废料也需要电力跟石油，到时能源的总使用量必定超出核电所产生的能量。而且负责管理这些东西的不是我们，而是往后世世代代的子孙。这到底算哪门子的和平利用？”
在平井的一次演讲中，一位小学生愤怒地谴责：“今天晚上聚集在这里的大人们，全部都是装着好人面孔的伪善者！”“你们说核电厂很可怕，那为什么要等到核电厂都盖好运转了才在这边告诉我们这些事？为什么当初施工时不去拼命把它挡下来？”
我们的后人也会这样问我们的。
核能低碳是个谎言
本书还戳破了核电减碳的神话。
核电被宣传为清洁能源，是因为发电时不产生二氧化碳。如前所述，核电必然产生各种难以处理的核垃圾，其“脏”甚于人类已经排放的各种污染物。而最可笑的是，核电不排放二氧化碳这个肥皂泡，也被菊地洋一戳破了。
菊地洋一说：“核能从开采铀矿到浓缩处理及燃料加工、废液及废土处理，都需要非常庞大的化石燃料。另外，涉及使用后的燃料及高放射性废弃物的常年放置、为求安全保管必须动用化石燃料的数量，都是难以估计的庞大，我们等于在盖一座不管是建设或维护都需要花费巨资的二氧化碳产生物体。”
菊地洋一还说，核电厂的冷却液会排放到海里，会使海水升温，使得海水中溶解的二氧化碳被释放出来。
所以综合而言，核电根本不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只不过，这些被核电释放出来的二氧化碳没有列入考核而已。
核电的清洁、安全，全都是欺人之谈，那么，为什么核电还会被发展起来？
科学家是一个利益同盟
几年前我提出，科学已经从昔日神学的婢女，堕落成今天资本的帮凶。只有那些能够满足资本增值的科学和技术更容易被发明出来，也只有那样的技术更容易得到应用。那些具有哲学气质而无实际应用的科学则会被边缘化。中山大学的张华夏教授认为这个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这让我感到安慰和安全。科学家群体是我们社会结构的一部分，他们已经不是自由思想者，他们的任务就是为社会提供有用的——使资本增值的——东西。同样，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科学家群体自身也变成了一个利益集团，也在寻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为此，它必然与权力结盟，与资本结盟。
于是，在当下工业文明的社会结构中，任何科学和技术，会首先成为资本增值的工具。只要能使当下的资本增值，哪怕身后洪水滔天。
按照双刃剑的说法，科学总是存在负面效应。然而，这两个刃是不对称的。就核电站而言，发电带来的好处明显可见，受益者也明显可见。但是其坏处，则是分散的，隐晦的；受害主体也是不明确的。核电员工和周边居民还有可能表示抗议，寻求赔偿，而本地的河流、海水、鱼虾，则根本发不出声音来。还有，那些将要承担核污染后果的我们的后代，后代的后代，他们根本还没有出生！
大科学时代，任何科学家都依附于其群体而存在，任何个体一旦发出与群体不同的声音，就意味着其自身要被边缘化。所以我们看到，在三聚氰胺、瘦肉精、转基因等事件中，相关科学家或者集体失声，或者只有一个声音。
平井的著作提供了大量案例，电力公司与日本政府达成了利益同盟，而核电专家群体则附属于电力公司，为了保住饭碗和退休金，他们自然会选择沉默。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平井出现之前，一直没有具备丰富核电现场经验、知识的人愿意挺身而出”。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们都是在退休之后，才敢于“豁出去”。
小仓志郎说：“我所以豁出去以真名现身，是有感于自己终生致力的核电，居然成为加害民众的机器，还造成永远不能居住的土地。”
平井宪夫、菊地洋一、小仓志郎，他们的自我反省，他们的良知和直言值得我们敬佩。但是，他们并不是核电专家的主流、主体。科学家群体中个别人的道德觉醒，不足以挽救科学家群体与资本和权力结盟的现实。所以，要警惕科学，要警惕科学家。科学家的最新发明，总是会首先成为资本增值的工具。而越是强有力的技术，对自然的破坏越严重，对未来的剥削越彻底。诸如转基因技术、纳米技术，都可以作如是观。
核问题是工业文明的问题
关于核电开发最后的理由是：“我们没有办法。”
这个理由道出了工业文明的无奈与尴尬，连一块遮羞布都算不上了。
“我们没有别的办法。”的确，如果要保留工业文明的框架，似乎真的没有别的办法。化石能源有限，很快就要枯竭了，并且会产生二氧化碳；水电开发接近饱和，且生态后果严重；太阳能总量有限，太阳能电池也存在污染问题；风能不稳定，有地域限制；潮汐能更不靠谱……数来数去，只有核电最好。
于是，我们主动地把一把沉重的利刃挂在了头顶！
仔细看看工业文明这个外表已经不十分光鲜的大屋子，就会看到，屋梁上已经悬着很多大大小小的刀了。第一把刀的名字叫化学工业。其实，刀一直在往下掉着，刀下冤魂不绝，但我们总是心存幻想，麻痹自己说，这是发展中必要的代价；安慰自己说，下一把刀会更结实一点儿。最后闹得满头悬刀，刀身越来越重，刀刃越来越利。
当初，曾有物理学家形容，原子弹的爆炸比一千个太阳还亮。在地球本身的物理条件下，核裂变是不会发生的。只有万物生长所依靠的太阳，是通过核反应为地球源源不断地提供能量的。所以，掌握了可控核裂变，就好比掌握了太阳。和平利用核能，这个让人心潮澎湃的口号，当年充满了科学浪漫主义和科学英雄主义的豪情，在今天看，则是人类的野心和狂妄的一次膨胀。
自己造太阳，掌控核能；自己作上帝，创造物种，所有的这些野心和狂妄，都在资本的刺激下一次次地膨胀，反过来，又一次次地充当资本增值的工具。最终，把人类推向灭亡。
而这一次人类的灭亡，要用整个生物圈来殉葬。
工业文明之下，人类无法成为一个有道德的物种，不断犯下对其他物种的罪行。核电站则将使人类万劫不复。
小仓志郎说：人类根本没有资格用核电，那是透支未来的做法。
能源神话是支撑工业文明的诸多神话之一。能源神话宣称，只要有足够的能源，人类当下的文明模式就可以继续下去。但是，这种神话只考虑了物质和能量转化链条的前半截，而没有考虑后半截——垃圾问题。核电站自身的垃圾在根本上埋葬了能源神话。核电在本质上同样是剥夺他人、剥夺其他物种、剥夺生物圈的未来。
核电的问题不是核电本身的问题，也不是能源问题，而是我们的生存模式问题。反思核电，归根结底，是要反思，人类要怎样活着？
如果大屋子必然有利刃悬顶，我们是否可以放弃大屋子，回到小屋子里去？
人类只有一个太阳。人类文明一直是在一个太阳的照耀下成长起来的。多出来的太阳，只会是人类的灾难。我们以为给自己带来了太阳之光，其实是点燃了地狱之火。
那个多出来的太阳，来自于资本的贪婪，来自人类内心的贪婪。
平井宪夫祈祷：
只要有核电，
真正的和平就不可能降临于世界。
请把美丽的地球留给孩子们吧！
如果我们不能停下工业文明的步伐，人类文明将会灭亡。 ■
录入编辑：薛冬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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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druid169 于 2015-3-7 14:10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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